反對在法國使用利他林的制衡力量
By Marilyn Wedge, PhD – 2019 年 10 月 6 日

在美國，7.77% 的兒童服用興奮劑藥物。而在法國，這一比例僅為 0.46%。《社會科學與醫學》期刊的一項新研究探討了為什麼法國兒童服用興奮劑的比例遠低於美國。該研究由醫學社會學家曼努埃爾·瓦萊（Manuel Vallée）撰寫，標題為《法國利他林低消費背後的制衡力量》。瓦萊檢視了社會中的某些力量如何與政府機構合作，有效地制約了針對兒童的興奮劑市場行銷。該研究以法國兒童低使用利他林的情況為例進行討論。

瓦萊提出問題：法國是如何限制兒童使用精神興奮劑藥物的？為了解答這一問題，他分析了法國社會中的“制衡力量”，這些力量聯合起來對抗製藥行業對利他林的影響。瓦萊識別出的制衡力量包括政府機構、醫學專業人士和消費者（家長）。

瓦萊展示了法國兒童精神病學家如何以三種方式抵制製藥行業推廣利他林的努力：

與分類系統相關的研究（即不擴展 ADHD 的診斷範圍來包括正常的高活動兒童）。
日常臨床活動（即仔細觀察兒童的生活經驗和社會環境）。
引導有關興奮劑藥物的公共辯論（即保持醫療實踐不受製藥業財務影響的獨立性）。
該研究還探討了行銷人員通常如何擴大其藥品的消費。這些方法包括市場推廣、控制支持新產品開發的科學、創建新的醫療類別並擴展現有類別、以及資助消費者團體。瓦萊指出，這些策略在美國成功擴大了兒童使用興奮劑藥物的情況。

法國對於興奮劑的使用有不同的歷史背景。

法國的興奮劑製造商歷來影響較小。1975 年，Ritalin 首次在法國推出，較美國晚了 14 年。法國從未允許其他興奮劑（如 Dexedrine）被開具給兒童，而美國早在 1961 年就批准 Dexedrine 用於兒童的行為問題。
Ciba-Geigy（現為諾華公司）因公眾關注將利他林從 1985 年至 1995 年間撤出法國市場，原因是該藥物引發了“公關災難”。
法國不允許直接面向消費者的藥物廣告，因此製藥公司無法像在美國那樣推廣其藥物。他們也沒有像在美國那樣積極遊說醫生，因為法國對兒童處方興奮劑有顯著的抵制。
法國政府的政策和法規也限制了利他林的使用：

1975 年至 1985 年期間，法國將利他林的處方權限限制在以醫院為基礎的小兒科專家（兒童精神病學家、小兒科醫生和小兒神經科醫生）手中，而在美國，任何執業醫生（在某些州甚至護士）都可以為兒童開具利他林。
在法國，只有三家醫院藥房被授權分發利他林；而美國對此則無此限制。
法國的家長一次只能獲得一週的藥物供應，而在美國，家長可以獲得長達 30 天的供應量。
醫生的專業意見：

法國兒科醫生拒絕接受美國生產的診斷手冊 DSM-III 的指導，而是遵循他們自己的兒童情緒問題分類手冊。法國手冊中 ADHD 的定義不像美國指南那樣寬泛。法國醫生只在嚴重病例中使用興奮劑，且只針對 6 歲以上的兒童。在美國，4 歲兒童就可能被處方興奮劑。在法國，興奮劑只是更廣泛治療方案的一部分，包括家庭和個人治療、學校干預、家長小組等。法國醫生不會在 20 分鐘的檢查後給家長開處方，而在美國的許多臨床實踐中，興奮劑是首選治療方法，法國醫生則將其視為最後的手段。

家長的角色：

法國的家長也變得更加知情，並堅定反對給孩子服藥。法國支持團體 HyperSuper 致力於提高家長對心理社會干預的了解，並積極反對將 ADHD 簡化為生物學解釋。與此相對的，美國的 ADHD 支持團體 CHADD 則接受製藥行業的資助，並大體上接受了 ADHD 的生物學敘事和興奮劑治療。

總結：

瓦萊的研究結論是，當製藥業無法獲得監管機構、醫生和消費者的支持時，行業的影響力就能被削弱。法國的模式表明，不僅政府政策，公共輿論也可以成為制衡主要行銷商權力的力量。

法國的這種模式為美國的監管機構、醫生和家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示範。在美國，將兒童對壓力情境的正常反應醫療化的現象已經失控，這種模式值得借鑑。

Marilyn Wedge, PhD
MarilynWedgePhd.com
Marilyn Wedge 博士是一位家庭治療師，擁有數十年的經驗，致力於幫助兒童和家庭。她撰寫了三本有關兒童治療的書籍。她最近的一本書是《一種叫做童年的疾病：為什麼 ADHD 變成了美國的流行病》（A Disease Called Childhood: Why ADHD Became an American Epidemic，Penguin/Random House Group 出版）。

文章來源:
https://www.madinamerica.com/2019/10/countervailing-forces-ritalin-use-f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