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苯二氮平類藥物打交道的時候，看似最好的是，我們好像真的有了一種没有太多問題的藥物。但現在回想起來，要將一把扳手放到手錶裡面，然後期待它不會造成任何傷害，實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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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度進行苯二氮平類藥物試驗的醫師，
亞歷克·詹納(Alec Jenner,2003)(^1)

有線電視影集《廣告狂人》(Mad Men)，描寫的是1960年代唐·德雷柏（Don Draper）和一群在麥迪遜大道工作的廣告人，影迷們或許還記得第二季最後一集的一幕場景：德雷柏妻子貝蒂（Betty）的一位朋友對她說：「你想要一顆眠爾通嗎？它是唯一能讓我不要咬指甲的東西。」這是相當細微且歷史感精準的一筆。如果《廣告狂人》的團隊在第三季之後對時代的描述依然精確，那麽觀眾應該可以預期，在這個描寫動盪的1960年代中期，廣告人和他們家庭的故事中，貝蒂·德雷柏和她的朋友們會開始把手伸進她們的皮包，並且暗示著裡面有「媽媽的小幫手」。(^i)1963年，羅氏大藥廠將煩寧（Valium）帶進市面，並特別針對女性設計廣告，在1968到1981年這段期間，煩寧是西方世界賣得最好的藥物。然而，正當美國人狼吞虎嚥這些設計來使他們鎮靜下來的藥丸的同時，也發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住進精神病院、去精神科急診以及門診的人數暴增。
科學文獻能夠解釋這兩者為何相關。

i譯注：《廣告狂人》第二季最後一集於2008年10月26日播出，2009年8月開始播出第三季，是以作者寫作本書時尚未見到第三季內容。

眠爾通問世前的焦慮症(p.170)
焦慮是人類正常的心理現象，演化本就將我們的心智塑造成會擔憂、焦躁；但有些人會比其他人更焦慮。至於將這類情緒困擾視為一種可被診斷狀況的想法，最早可追溯到一位紐約的神經科醫師，喬治·畢爾德（George Beard）。1869年，畢爾德宣稱畏懼、擔憂、疲勞，以及失眠，都起因於「神經疲倦」，而這是一種他稱為「神經衰弱」（neurasthenia）的身體疾病。這個診斷在當時相當盛行，人們普遍認為這種疾病是緊接著南北戰爭後橫掃美國之工業革命的副產品，市面上也自然出現了各式宣稱可修復人們「疲倦」神經的療法。專利藥藥商販售摻入鴉片、古柯鹼和酒精的「神經復活劑」；神經科醫師大力宣傳電的修復力量，導致被診斷有神經衰弱的患者開始購買電腰帶、電吊帶，以及手持電動按摩器；比較富有的患者可以前往提供「休息治療」的礦物溫泉，讓神經透過放鬆沐浴、按摩和各種帶電小配件帶來的療癒效果進行修復。

西格豪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供精神醫學一套基本原理治療前述那群患者，並在這麽做的同時，使精神醫學得以離開瘋人院，進入會談室。佛洛伊德生於1856年，1886年在維也納以神經科醫師掛牌營業，而這意味著他的患者有不少是受神經衰弱所苦的女性（當時，歐洲也開始流行畢爾德所稱的那種疾病）。與委託人會談數小時後，佛洛伊德開始確信他們那些畏懼和擔憂的感覺是心理因素，而非神經疲倦的結果。他在1895年寫下關於女性的「焦慮精神官能症」（anxiety neurosis）的理論，認為此症大部分產生自人們對性您和幻想之無意識的壓抑。心理衝突所帶來的痛苦，可透過精神分析得到緩解；躺椅上的病人可藉由醫師的帶領，探索自己無意識的心靈。

精神醫學在這個時期還是一門治療精神病院內瘋子的職業。一般人若有神經疲倦的症狀，可能求助於神經科醫師，也可能會找一般科別的醫師；但如果焦慮是源自腦中的心理失調，而非疲倦的神經，那麽由精神科醫師照顧這群患者就顯得頗為合理了。在佛洛伊德1909年訪問美國後，開始有人組織精神分析協會，並以紐約市作為這種新療法的集散地。1909年，全美國只有3％私人執業的精神科醫師；三十年後，有38％的精神科醫師在私人執業的環境中看診。(^2)此外，佛洛伊德的理論幾乎使所有人都成了精神科醫師躺椅的候選對象。「精神官能症患者，」佛洛伊德在他1909年的旅程中解釋道，「其患病的情結與我們健全之人掙扎的情結是相同的。」(^3)

感謝佛洛伊德的理論，精神障礙症現在區分為兩種基本類型：精神病和精神官能症（neurosis）。1952年，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第一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裡面是這樣描述精神官能症患者：

（精神官能症）主要特色是「焦慮」，它或許可以直接被感受與表達，也可能無意識且自動地由各種心理防衛機轉所控制······相較於精神病患者，精神官能症患者並未展現出對外在現實的重大曲解或歪曲（妄想、幻覺、錯覺），他們也並未表現出人格的重大瓦解。(^4)

這就是眠爾通問世之際，眾人對焦慮的理解。焦慮的人是緊緊立足於現實上的，焦慮患者很少需要住院。1955年，美國州立的精神病院只有5,415名「精神官能症」患者。(^5)如同史丹佛的精神科醫師李歐·霍利斯特（Leo Hollister）在苯二氮平類藥物引進後坦承，這些藥物是「設計來治療許多原先被視為是『輕度障礙症』的病症」。(^6)此藥是給「能走動的傷者」塗抹的藥膏，因此若我們回顧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的文獻，應可預期這群患者有不錯的治療結果。畢竟，這是眠爾通的發明者法蘭克·柏格所承諾的未來，他說：「鎮定劑，透過減輕焦慮對心靈造成的擾亂，使人們能更好且更協調地使用既有的天賦。(^7)

失寵的抗焦慮劑(p.172)

眠爾通首次出現時，許多發表在醫學期刊的研究表示，這藥「幾乎像魔法般有效地減少了焦慮」；而這也的確符合兩位哈佛醫學院研究者，大衛·葛林布拉特（David Greenblatt）和理査·雪德（Richard Shader）事後的回憶。但就像精神醫學界常發生的現象，一旦新藥上市（利眠寧於1960年上市），老藥的效果就開始迅速消退。葛林布拉特和雪德於1974年對眠爾通做文獻回顧，發現在26個控制良好的試驗中，僅有5個研究顯示用眠爾通治療焦慮「比安慰劑更有效」。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在安定心神方面，眠爾通比巴比妥類藥物更為有效。他們寫道，眠爾通一開始的流行，「說明了科學證據以外的因素是如何可能決定醫師的用藥模式」。(^8)

然而，眠爾通的失寵，問題並非在於缺乏科學功效。許多試過此藥的人發現自己停藥後變得病懨懨；1964年，肯塔基州萊辛頓成瘾研究中心（Addiction Research Center）的一位科學家卡爾·艾西格（Carl Essig）報告指出眠爾通「可能對人體誘發生理上的依賴」。(^9)《科學新聞》也很快就宣告，這顆快樂藥丸可能「使人上瘾」；1965年4月30日，《時代》雜誌的一篇報導幾乎形同替眠爾通掘了墳墓。「對眠爾通幻滅的醫師越來越多，」雜誌寫道，「有些醫師懷疑它的鎮定效果搞不好還沒有假的糖果藥丸來得好······有少數醫師報告指出，在某些患者身上眠爾通可能會引起真正的成癮現象，並隨之出現類似『戒除毒癮』之類，毒品使用者的戒斷症狀。」(^10)

1960年代，苯二氮平類藥物大致上躲過了興論的抨擊。羅氏大藥廠在1960年將利眠寧帶進市面時，宣稱他們的藥物提供的是「純粹的減緩焦慮」，而且不像眠爾通和巴比妥類藥物，這種藥「安全、無害且不會上癮」。社會大眾持續這麽相信著，而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也並沒有提出反對-儘管該局很早就開始收到患者的投訴信，信中提到當他們試圖停用苯二氮平類藥物時，會遇到古怪且令人困擾的症狀。這些症狀包括可怕的失眠、比以往更嚴重的焦慮，以及例如颤抖、頭痛，或是神經「緊繃到要崩潰」等，一堆令人不適的身體症狀。如同一名男子寫給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信件內提到，「我睡不著，而且整個人感到十分驚恐。有時候我覺得我要死了，其他時候我希望我已經死了。」(^11)雖然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曾針對此事舉行聽證會，但卻並未像對安非他命和巴比妥類藥物那樣，對苯二氮平類藥物施以法律控管，大眾也因此相信，相對而言這種藥不易成癮，也較無害；直到1975年，美國司法部要求依照《列管物質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苯二氮平類藥物必須被歸類為第四級的藥物。這個規定限制患者若沒有拿到新的處方箋就只能拿到一定份量的補充藥物，並對社會大眾揭露了政府的結論：事實上，苯二氮平類藥物會使人成癮。

「前方危險！煩寧—-你喜愛的藥丸會出其不意地攻擊你」，《時尚》雜誌某一次的頭條如此大聲宣告；雜誌內文解釋，一顆苯二氮平類藥物，可能導致「比海洛因更糟的上瘾狀況」。(^12)市面上開始出現對煩寧激烈的反彈，尤其是女性雜誌；沒多久，《女士》（Ms.）雜誌便讓讀者現身說法，告訴其他讀者，這種藥停止使用後會有多恐怖。「我的戒斷症狀是讓我過往的焦慮、易怒和失眠，都加倍出現」，一位藥物使用者說道；另一位則坦承：「我根本無法描述那種伴隨著停藥而來的身體和心理上的痛苦。(^13)1950年代的快樂藥丸，成了1970年代的悲慘藥丸，1976年，《紐約時報》報導「有些評論者竟然說（煩寧的）弊大於利，甚至否認它對大多數的患者有任何好處。有些人高聲疾呼煩寧根本不如它宣稱的那麽安全，它不但可怕且危險地令人上癮，並可能是造成上癮者死亡的直接原因」。(^14)據稱有200萬美國人對苯二氮平類藥物成癮，是海洛因成癮人數的四倍，其中一位服藥者甚至是前第一夫人貝蒂·福特（Betty Ford），她在1978年自己登記住進酒精和藥物戒斷中心。她的醫師約瑟夫·波爾許（Joseph Pursch）說，鎮靜劑的濫用，是「這個國家的頭號健康問題」。(^15)

之後的幾年，苯二氮平類藥物正式失寵。1979年，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舉辦一場參議院健康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內容是苯二氮平類藥物造成的危害，他說苯二氮平類藥物「帶來依賴和成瘾的噩夢，兩者皆難以治療和復原」。(^16)在回顧科學文獻後，白宮藥物政策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Drug Policy）和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得到一個結論，此藥的助眠效果不會持續超過兩週。這個結果很快得到英國藥物回顧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Review of Medicines in the United Kingdom）的支持，他們發現此藥的抗焦慮效果無法持續超過四個月。就這一點而言，該委員會建議「應該要謹慎選擇與監測接受苯二氮平類藥物治療的患者，處方應限制於短期使用」。(^17)如一篇《英國醫學期刊》的社論所評論的：「現在苯二氮平類藥物已被證實會造成藥物依賴，應該嚴密控管其使用，或甚至禁用？」(^18)

苯二氮平類藥物的入門課(p.175)

事實上，要不是苯二氮平類藥物從未真正遠離，這個失寵故事看來只像是段古老的歷史，而在我們追尋精神藥物使用歷史的過程中補上這一段故事，只是為了幫助我們更加了解，為何過去五十年來美國因精神疾病而失能的人數暴增。苯二氮平類藥物處方箋的數量在它被列為第四級藥物後開始減少，1975年的處方箋數量為1億300萬份，到了1980年只剩下7,100萬份；幸好，隔年普強大藥廠（Upjohn）將贊安諾（Xanax）引進市場，這才使苯二氮平類藥物的銷售穩定下來。(^19)精神科醫師繼續為他們緊張的患者開立苯二氮平類藥物的處方；2002年，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一位知名的精神藥理學家史蒂芬·斯塔爾（Stephen Stahl）在一篇名為<不問，不說，但苯二氮平類藥物仍是焦慮症的主要療法>(Don’t Ask，Don’t Tell，But Benzodiazepines Are Still the Leading Treatments for Anxiety Disorders.) 的文章中，承認了這個精神醫學界骯髒的小秘密。(^20)從那時起，美國苯二氮平類藥物處方箋的數量止跌回升，從2002年的6,900萬，到了2007年再度增加到8,300萬，而這數字已與1973年的煩寧狂熱時期相距不遠。(^21)

所以，考量到苯二氮平類藥物已被廣泛使用了五十年，我們必須研究一下科學究竟是如何討論這些藥物，以及這類藥物的使用是否可能會在某些方面造成美國因精神疾病而失能的人數增加。

短期療效(p.176)

任何一個服用過苯二氮平類藥物的人都可以向你保證，它的效果迅速；而且如果你（妳）還沒用成習慣，它可以有效地麻痺你（妳）情緒的困擾。就此而言，苯二氮平類藥物在幫助人們度過危急時刻這一方面的確效用顯著。作家安德莉亞·唐（Andrea Tone）在她的書《焦慮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中就提到，當她莫名冒出不知從何而來的飛航恐懼時，苯二氮平類藥物讓她能夠搭上飛機。但如同臨床試驗所揭露的，這種立即的療效也消退得很快，在四到六週時就已差不多消失殆盡。

1978年，紐約州阿爾巴尼醫學院的肯尼斯·索羅門（Kenneth Solomon）回顧78個苯二氮平類藥物的雙盲試驗，並判定其中僅有44個能夠證明藥物明顯比安慰劑來得有效。這個整體結果，充其量只能說是「暗示有療效」，他寫道。(^22)五年後，紐約市西奈山醫學院的亞瑟·夏皮羅（Arthur Shapiro）為這幅療效想像再增添了幾筆色彩，他在一個224位焦慮患者的試驗中證實，煩寧在第一週的表現優於安慰劑，但這個領先的態勢維持不了多久。根據患者對其症狀的自我評估，第二週結束的時候就已經看不出藥物和安慰劑的差別，到了第六週的最後，安慰劑組甚至還過得稍好一點。「我們的意見是，謹慎控制的研究不可能持續顯示出，苯二氮平類藥物在治療焦慮上有顯著的效果。」夏皮羅寫道。(^23)

從那時起，苯二氮平類藥物短期療效的描繪便再也沒有明顯的改變。這種藥物會在第一週顯現出明確的療效，之後其相較於安慰劑的優勢就開始減少。但是，如同英國研究者在1991年的評論，這種短時間療效的代價可不小。他們說道，「患者的心理動作（psychomotor）及認知功能都有可能受損，而且所有苯二氮平類藥物往往都會帶來失憶症的問題。」(^24)2007年，西班牙的研究者想知道這些用藥導致的不良後果是否會抵消它帶來的些許「療效利益」，他們發現，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與安慰劑的患者，臨床試驗的退出率（drop-out rates）–這是一種常被用來評估整體「用藥效果」的度量標準—其實不相上下。他們報告指出，「此系統性回顧，並未發現苯二氮平類藥物用於治療廣泛性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有令人信服的證據，得以證實其短期的用藥效果。(^25)

倫敦精神醫學研究院的精神科醫師麥爾坎·雷德（Malcolm Lader），是全世界研究苯二氮平類藥物頂尖的專家之一。他曾在一次訪談中，解釋了前述研究結果的重要性：「用藥效果是評估藥物在真實使用情況下的測量標準。」(^26)

戒斷症候群(p.178)

科學文獻中第一份關於苯二氮平類藥物依賴性的報告出現於1961年，史丹佛大學的李歐·霍利斯特早在那時就曾指出，患者停止使用利眠寧後會產生奇怪的症狀，但一直到美國司法部將苯二氮平類藥物列為第四級藥物，研究者才開始投入心力研究此問題。1976年，貝瑞·麥列斯基（Barry Maletzky）醫師和詹姆士·柯特（James Kotter）醫師很快開始投入研究這個問題，並指出他們的患者停止使用煩寧後，許多人抱怨自己會「極度焦慮」。(^27)兩年後，賓州州立大學的醫師宣布，停止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的患者時常會出現「比一般標準更高的焦慮······是一種我們稱為『反彈性焦慮』的情況」。(^28)在英國，雷德也提出類似的報告結果。「停藥期間，患者的焦慮快速升高，並有許多人達到恐慌的程度。患者通常會出現焦慮的身體症狀，例如嗆咳感、口乾舌燥、忽冷忽熱、腿軟······等。(^29)

看來，停止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的患者，似乎變得比使用前更焦慮。接下來的十年，雷德與其他英國醫師繼續調查這個問題；其中包括知名的海瑟·艾希頓（Heather Ashton）醫師，他任教於泰恩河畔紐卡索大學，同時經營一間戒斷診所；他們蒐集了一長串症狀清單，記載著折磨那些停藥患者的症狀。除了反彈性焦慮，患者還會經歷失眠、癫癇發作、顫抖、頭痛、視力模糊、耳鳴、對聲響極度敏感、覺得昆蟲爬滿全身、惡夢、幻覺、極度憂鬱、喪失自我感，以及喪失現實感（也就是覺得外在世界不是真實的）。一位患者向海瑟·艾希頓表示，戒斷就像「活死人······我以為我要發瘋了」。

「這些結果非常明白地顯示，苯二氮平類藥物戒斷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疾病，」艾希頓寫道，「這些患者通常嚇壞了，會感受到強烈的痛苦，並且打從心底覺得無助和沮喪······不是這些患者的錯，但他們還是遭受相當程度身體和心理上的困擾。(^30)

並非所有停止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的患者都得面對上述的痛苦。患者產生戒斷症狀的風險會根據其用藥時間長短、苯二氮平類藥物的效價（potency），以及停藥過程的速度而有所不同。大多數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時間相對較短的患者，譬如一個月或二個月，停藥的過程可能沒什麽困難。然而，還是有些患者只用藥幾個星期，依舊出現戒斷症狀；所以對長期使用者來說，逐漸停藥往往要花上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此外，有一小部分的患者會產生「延長性戒斷症候群」（protracted withdrawal syndrome），艾希頓觀察到，「在停止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後的數個月內」他們的焦慮會持續維持在升高的狀態；(^31)患者的憂鬱可能會加深，古怪的感知症狀，例如喪失自我感、喪失現實感、覺得昆蟲在皮膚上爬等，會有更長一段時間揮之不去。最令人擔憂的是，少數苯二氮平類藥物的長期使用者從未完全復原。「這令人相當憂心，」雷德在一次訪談中說道，「不知怎麽地，（腦中）有些東西改變了。我無法說每一個長期用藥者在停止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後都會回復到正常的狀態。」

苯二氮平類藥物戒斷的生物學(p.180)

1977年，研究者發現苯二氮平類藥物會影響腦中一種名為r-胺基丁酸（GABA）的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或血清素是傳遞「刺激性」的訊息，告訴神經元要開始動作，γ-胺基丁酸則不同，是會抑制神經元的活動。一個接收到γ-胺基丁酸訊息的神經元，不是改以較慢的速度動作，就是停止動作一段時間。腦中多數的神經元都有γ-胺基丁酸受體，表示這種神經傳導物質的作用正是腦中神經元活動的煞車。若將苯二氮平類藥物結合到γ–胺基丁酸受體，則會擴大γ-胺基丁酸的抑制效果；這相當於將γ–胺基丁酸煞車再往下踩，也因此抑制了中樞神經系統的活動。

為了回應前述的過程，腦部會減少γ-胺基丁酸產出，並減少γ-胺基丁酸受體的分布密度。這是試圖「恢復正常的γ–胺基丁酸傳遞」，英國科學家在1982年如此解釋。(^32)然而這種為了適應所做的改變，卻會使得腦部的煞車系統在生理上處於缺損的狀態；也就是造成了腦部的煞車液不足（r-胺基丁酸產出量）且煞車片磨損（r-胺基丁酸受體）。因此，當停止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大腦再也無法適當地抑制神經活動，腦中的神經元可就手忙腳亂了。艾希頓的結論認為，這種神經元的過度活動，可以「解釋許多戒斷用藥帶來的效果」。(^33)焦慮、失眠、覺得昆蟲爬過皮膚、妄想、喪失現實感、癲癇發作——這些令人惱怒的症狀，可能全都起因於神經的過度活動。

患者若是逐漸減少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γ-胺基丁酸系統能夠慢慢恢復正常，可能只會有輕微的戒斷症狀。然而，艾希頓說道，有些長期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的患者苦於「延長的症狀」可能正是「由於（r-胺基丁酸）受體無法恢復到正常狀態」。(^34)她解釋，長期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不僅導致中樞神經系統功能變化的回復速度緩慢，偶爾也可能會造成結構性的神經損傷。」(^35)而在這類案例中，名為γ-胺基丁酸的煞車將再也無法發揮它原本應有的功能。

長期療效(p.181)

一旦美國和英國的研究者判定苯二氮平類藥物其實無法對焦慮症狀產生長久療效，便會出現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持續服用這些藥物，是不是反而悪化了它原本應該要治療的症狀？1991年，賓州大學醫學院的卡爾·瑞寇斯（Karl Rickels）報告指出，在一群三年前試圖停止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的焦慮患者中，他發現比起停藥失敗的患者，停藥成功的患者表現「明顯」較好。(^36)數年後，他又發表了一項研究，發現：當苯二氮平類藥物的長期使用者戒除用藥，他們「變得更機警、更放鬆，也較不焦慮，而這改變也連帶造成了心理動作功能的改善」。(^37)反之，持續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的患者，反而有比停藥者更嚴重的情緒困擾。

其他研究者也陳述了類似的長期用藥成效。加拿大研究人員發現，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會導致憂鬱症狀增加到四倍；(^38)在英國，艾希頓也觀察到持續用藥的患者往往會病得更嚴重：「許多患者發現，儘管持續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幾年下來焦慮症狀仍持續增加，還首次出現恐慌發作和特定場所恐懼症(agoraphobia)的狀況。(^39)這些研究和觀察，呈現出一個大有問題的長期病程，而且在2007年，法國研究者調查4,425名苯二氮平類藥物的長期使用者，發現其中有75％「顯著至重度患病······大多數的患者有明顯的症狀，尤其是重度憂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和廣泛性焦慮症，且時常伴隨著明顯的劇烈症狀和失能」。(^40)

除了造成情緒困擾，長期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也會導致認知損害。早期就有研究者提出，短期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與記憶問題有關，田納西大學的大衛·諾特（David Knott）醫師曾於1976年提出警告，「我非常確信煩寧、利眠寧和其他這類的藥物會對腦部造成損傷。我見過大腦皮質的損傷，我相信那些損傷是由於使用這些藥物而造成的，而且我也開始思考，這些損傷是否是永久性的。」(^41)接下來的二十五年，有關苯二氮平類藥物長期使用者認知損害的報告經常出現於科學期刊。這些研究陳述的是人們在專注、記憶、學習新事物，以及解決問題方面發生困難；然而，患者「並未察覺他們能力減退」，雷德寫道，證據顯示，他們的自我洞察力也受到損害。(^42)2004年，一群澳洲科學家在回顧相關文獻後，提出他們的結論，「與控制組相比，苯二氮平類藥物長期使用者在所有的認知類別都一致地表現出更為嚴重的損害」，且缺損的程度是「中度至重度」。此研究顯示「服用劑量和（苯二氮平類藥物）使用時間越長，損害的風險越大」。(^43)

焦慮增加、憂鬱增加、認知損害—–這些因素每一個都會造成個人在社會中克盡其職的能力下降。1983年，世界衛生組織注意到苯二氮平類藥物的長期使用者「在個人照護與社會互動上驚人的惡化」；(^44)另一位研究者則報告指出，這些長期藥物使用者到頭來具備的是不良的應對技能。在一項由煩寧的製造者羅氏大藥廠資助的研究中，密西根大學的研究人員判定，服用此藥「與不良的生活品質、工作及個人生活的不良表現、低度社會支持、自覺欠缺內在控制、自覺健康不良，以及高度壓力相關」。(^46)艾希頓判定長期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將導致「身體不適、健康狀態不佳，以及神經質分數升高」；(^47)艾希頓說，苯二氮平類藥物會造成「丢掉工作、失業，以及因病喪失工作」。(^48)
 

以上就是科學文獻告訴我們關於苯二氮平類藥物的歷史，它的故事相當容易追溯，緬因州立成人心理健康服務的負責人史蒂凡。格拉希特（Stevan Gressitt）醫師也能證明這一點。2002年，他協助成立緬因州苯二氮平類藥物研究群組，成員除了醫師，還有其他專業健康照護者，而他們的研究結論指出「沒有證據支持苯二氮平類藥物應該長期使用於任何一種心理健康狀況」。格拉希特和他的同僚寫道，苯二氮平類藥物可能使得「身體健康問題和心理健康問題」皆「惡化」。在一次採訪中，我問格拉希特醫師這些「問題」是否包括焦慮增加、認知損害，以及功能減退。我在想，他對科學文獻的理解是否和我一樣？

他的回應是，「我不會反駁或爭辯你所說的話」。(^49)

潔拉汀，海爾，和麗茲(p.184)

科學文獻揭露了苯二氮平類藥物—-和抗精神病劑一樣—-作用起來就像個圈套。這種藥能短暫地改善焦慮症狀，因此能帶給痛苦的人適時的舒緩。然而，藥物是透過擾亂神經傳導系統才得以發揮作用，而腦部會做出補償性的調適，以為回應；這種變化的結果就是，用藥者一旦停藥會變得更容易受到疾病復發的傷害。這樣的困境可能導致某些人無限期地服藥下去，而這些患者有可能變得更焦慮、更憂鬱，以及認知受損。

這裡有三個落入圈套之人的故事。

潔拉汀·波恩斯（Geraldine Burns）身形清瘦，有一頭暗紅色的頭髮，現在仍住在自小長大的房子裡。她坐在廚房裡告訴我她的故事，而她年長的母親則在一旁進進出出。

潔拉汀是家中六個孩子之一，1955年出生。他們是一個快樂的家庭，她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是黎巴嫩人，他們在波士頓住的街坊被稱為「小黎巴嫩」，那是一個街坊鄰居彼此認識的地區，阿姨、叔叔，以及其他親戚也都住在附近。潔拉汀18歲時開始和住在隔一個街角的男孩喬·波恩斯（Joe Burns）約會。「我從那時開始就一直跟他在一起」，潔拉汀說道，而且有段時間他們的生活正如她希望的那樣開展。她有一份喜歡的工作，是在一間復健中心的人力資源部門；她和喬在1984年有了一個健康的男孩，蓋瑞特（Garrett），他們很享受那份鄰里之間緊密連結的溫暖。潔拉汀個性外向且充滿活力，永遠是家庭和朋友聚會的女主人。「我愛我的生活，」她說道，「我愛工作，我愛我的家庭，我愛這個街坊。我是小學同學會的主辦人。我到現在還和幼稚園的朋友保持聯繫。我再正常不過了。」

然而，1988年3月，潔拉汀生下女兒莉亞娜（Liana）之後覺得身體不太舒服。「我一直跟醫生和護理師說，我覺得自己的身體好像有千斤重。」她說道。醫師排除了感染的可能性，判斷她的症狀一定是因為焦慮的關係，並開給她安定文的處方。潔拉汀帶著那紙苯二氮平類藥物的處方從醫院回家。短期內它的確有所幫助，但幾個月後，潔拉汀還是覺得有什麽地方不對勁，於是便去看了一位精神科醫師。「她立刻告訴我，我有化學物質的不平衡。」潔拉汀回想著，「她說我應該持續服用安定文，並向我保證它無害且不會成癮。她告訴我，我後半輩子都得服用這個藥物。後來我問她這件事，她是這麽解釋的：『如果你患有糖尿病，你後半輩子都要用胰島素，不是嗎？』」

很快地，她的精神科醫師就在安定文之外再加上抗憂鬱藥物。當潔拉汀在女兒出生頭一年的生活中奮門，她的情緒似乎也麻木了，心裡一片茫然。「我有一半的時間都在發呆。我媽叫我，我會告訴她一些事情，而她說『你昨天晚上跟我講過了。』然後我會說，『我有嗎？』」更糟的是，幾個月下來，潔拉汀發現自己變得更焦慮了，焦慮到她得開始待在家裡面。現在要她回到之前在復健中心人力資源部門的工作，根本辦不到。只要她停止服用安定文一天到兩天，在某個時間點，她就會有「嚴重的恐慌發作」。聯邦政府同意她因為「焦慮」而失能，並因此符合每個月的失能給付條件。「我是這個星球上最會社交的人，但現在竟然沒辦法出門，」潔拉汀說道，一邊不可置信地搖頭，「除非我先生帶我出去，否則我不會出門。」

接下來的八年，潔拉汀無止盡地在各種抗焦慮和抗憂鬱藥物的組合之間來回。沒有任何一種組合有效。焦慮和恐慌的狀況仍舊持續，而且還增加了各式各樣的副作用-起疹子、性功能障礙、體重增加、心搏過速（由於恐慌發作），以及過量的月經來潮，最後一項甚至讓她得為此切除子宮。「所有我知道的，長期使用安定文的女人，最終都得將子宮切除，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她的話裡帶著明顯的苦涩。1996年10月，她去看了一個新的醫師，這位醫師回顧她的病史後，找出了使她落入這種困境、可能的罪魁禍首。

「他告訴我，『你正在使用的是人們所知最會成癮的藥物之一』，而我想，『感謝上帝。』我滿是淚水。自始至終都是這種藥。是醫療讓我生病了。」

潔拉汀花了惡夢般的兩年，斷除安定文以及其他幾種她一直在服用的精神科用藥。她身上會散發出可怕的氣味，她的肌肉抽搐，她體重減輕，並一度連續好幾週無法入睡。「這就像地獄之門大開，幾乎要把我吞進去。」她說道。戒除用藥的習慣後，她還是花了幾年，才讓身體覺得比較好過一些，而且實際上她仍為大量的焦慮所苦。1988年3月，攸關命運的那天，她被開立了安定文的處方，先前那個愛交際、善於與人相處的潔拉汀再也不會回來了。「我會回到以前的我嗎？不，」她低聲說道，「我為以前的我哀悼。我們所有人都哀悼著。我仍然對許多事情感到非常害怕。」

在我即將要前往南佛羅里達，和住在那兒的海爾·佛萊格曼（Hal Flugman）見面的三天前，他打電話告訴我，他的焦慮又發作了；想到要離開家門和我談話，實在壓力太大。「我覺得不對勁，」他說，「我會過度換氣，腸胃也出了問題。我想我要增加可那氮平的劑量——而這就是在我身上發生的事。」

海爾是我在幾個月前電話訪問的對象，他首次出現焦慮症狀是在13歲。體重過重且身型矮小的海爾，中學時期跟同學相處的並不好。他回想道，「我會恐慌發作，也有點害怕四周都是人。」接下來五年他接受心理諮商，但並未得到任何藥物處方。「我和焦慮生活在一起，我試著處理它，」他說。但某一晚，在一場搖滾音樂會上，海爾恐慌發作的非常嚴重，嚴重到他必須打給他的家人，求他

們來接他回去。隔天，醫師開了可那氮平給他。

「我記得我問醫師，『我會對這個藥上癮，最後搞到無法脫身的地步嗎？』我也擔心會有副作用。但醫師說副作用在幾個星期內就會消失；他還說，那藥物不是打倒了你生活中難以忍受的恐慌發作嗎？我說，『嗯，當然。』打從吞下第一顆藥丸，我就知道這會解決我的焦慮問題。它對我非常有效。我覺得很棒。」

從那時開始，海爾的生活就是一個成瘾的故事。他開始用藥後沒多久就搬到舊金山，打算追求音樂家的生涯。海爾也曾經一度事事順利-他甚至有機會跟偉大的吉他手卡洛斯·山塔那(Carlos Santana)一起聚會。但他的音樂生涯遲遲無法開展，他認為有部分要怪罪於可那氮平，藥物抑制了他的野心，也沒能讓他的手指頭變得靈巧。最後他陷入深深的憂鬱之中，「我感覺自己像個殭屍」，他說道。海爾在29歲那年回到佛羅里達，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那時他被診斷有雙相情緒障礙症，政府承認他因精神疾病而失能，符合領取補助津貼的資格。幾年過去，海爾的母親去世了，2001年他開始服用更高劑量的可那氮平，不然他撐不過憂鬱的症狀。但醫師說他濫用藥物，並將他送到戒斷中心；十天後，他被迫戒除使用了十六年的苯二氮平類藥物。

「接下來發生的，絕對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事情，」他說，「我可以給你一長串的症狀清單，但那沒辦法完整呈現出我心理上經歷的一切。一個月接一個月，我變得越來越糟。我睡不著，而最讓我受不了的症狀，是我覺得自己已經死了。我感覺到我的腦子從頭殼裡被拉出來，我甚至不像個活物。我喪失了自我感，我的皮膚怪怪的，我的身體也怪怪的。我甚至不想洗澡；因為稍微熱一點的水會讓我整個人感覺就像要燒起來，就算是室溫的水，我的皮膚也會覺得怪怪的。我沒辦法好好消化食物，一度連著好幾個星期都沒法子走進浴室，我沒法子好好小便·····我一直處於恐慌發作的狀態，而這個醫生告訴我，這一切都只存在於我的大腦裡，所以他不會開處方給我。戒斷症狀最長可以維持三十天。我崩潰了，我要發瘋了。」

這樣的狀況持續了十個月。後來，海爾在網路上發現了潔拉汀·波恩斯，她發起了一個苯二氮平類藥物的互助團體，而她每一次都會安慰他好幾個小時。他會在一個晚上之內打給他姊姊蘇珊（Susan）十幾二十通電話，尖叫著說他要殺了自己。他拚命想取得新的可那氮平處方，但替他看診的醫師不相信他的痛苦與苯二氮平類藥物戒斷有關，反而推測這是因為他過去濫用藥物，所以拒絕讓他繼續使用先前的藥物。「他們不明白這個藥會改變你大腦裡整個生物反應，你的大腦再也沒辦法正常運作了。」海爾說。最後，他的姊姊找到一位同意為他開立處方的醫師，而且「幾個小時內，惡夢就結束了。每一種副作用，每一個我曾經歷過的戒斷問題都消失了。完全消失。就像魔術一樣。我跳上跳下，興奮極了」。

海爾再也沒有試著擺脫可那氮平。他的大腦已經適應這種藥，他說他現在已經沒有辦法調整回去了。「可那氮平毁了我的人生。它會剝奪你的動力。我早上根本不想離開床鋪，因為會覺得頭昏眼花。我甚至不知道感覺正常是怎麽一回事。這就是我的世界。我無法像其他人那樣對事物感到興奮，因為我總是處於鎮靜的狀態。這種藥根本不應該被當成長期使用的處方。」

蘇珊也是以差不多的態度看待這件事。「我和我姊詳細地討論過，我們的弟弟外表有多好看，他正常的時候如何如何，你根本不會知道有什麽事情不對勁。」她說，「他很可愛、迷人；他總是有聊不完的話。他應該要和一個好女人在一起，並且共組家庭。但現在呢？他沒有朋友。一個也沒有。除了必須去商店的時候，他多數時間待在家裡。他被困住了。他無法擺脫可那氮平。我為他感到糟透了，我也為我爸感到糟透了，他一直到過世都沒有看到自己兒子好好的樣子。想到海爾本來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我們的心都碎了。」

如果一張照片能代表千言萬語，那麽這位俄亥俄州的女子，我稱呼她為麗茲（Liz），所寄來的照片，可說是以一種非常簡潔的方式告訴我她的故事。一張是「之前」的照片，她在照片中微笑，自信地看著相機，穿著時髦的黑色洋裝擺出模特兒般的姿勢，一隻手放在臀部上展現優美的體態，項鍊增添了幾分高雅，她還畫了點淡妝-妝容和有型的黑髮都說明一名女性是多麽慎重地向世人展示她自己。接著是「之後」的照片，她的雙眼空洞且充滿血絲，她的臉不自然地緊繃著，她的頭髮稀疏—-這張看起來像個有點瘋狂的甲基安非他命成癮者被捕後所拍的照片。

我們第一次在電話上談話是2008年7月，也就是她最後一次使用苯二氮平類薬物的三個月後；她已經使用這種藥物十三年了。她的故事即從此處展開，「我感覺我的頭要被壓碎了。就像有馬在踢我的頭骨一樣。」

麗茲大約35歲，成長於俄亥俄州哥倫布市一處富裕的市郊，她在那裡上私立學校，並在許多方面表現傑出。她的歌聲可以打敗許多人，美術作品也在學校獲獎，她還是個成績頂尖的學生。她的身型嬌小可愛，曾受邀去參加俄亥俄小姐的選美比賽。「我以前是一個活躍、有創意、有樂趣的人。」她說道。然而，她的確會偶爾掙扎於焦慮和憂鬱之中，所以在她就讀俄亥俄州立大學二年級期間，有服用精神科醫師開給她的抗憂鬱劑。不幸的是，這種藥物似乎會增加她的焦慮，所以最後精神科醫師必須加上可那氮平混合使用。「他說這是老太太用來幫助睡眠的溫和小藥丸。他說這不會成癮，如果我想停藥，頂多只會有幾個晚上睡不好覺。但他說我可能需要一輩子使用它，就像糖尿病患需要胰島素那樣。」

接下來的十年，麗茲生活上一切功能還算正常。1996年，她從俄亥俄州立大學以最優異成績畢業，獲得了諮商碩士學位；歷經各種嘗試，麗茲最後於2002年開始在一間公立學校教書，對象是四年級的學生。然而，一直以來，她的焦慮仍舊一次又一次地出現，每當焦慮來臨，她的精神科醫師就會調高可那氮平的劑量；而隨著藥物劑量增加，麗茲維持一切正常運作的能力也跟著衰退。「我會想知道，我怎麽了？為何我變得如此退縮？為何我失去對事物的興趣？我病得越來越重。」2004年末，焦慮、恐慌，和憂鬱再度出現，而且比以往更糟的是這回還出現了新的症狀-強迫性的想法與自殺的念頭。醫師告訴她，這意味著她是「雙相情緒障礙症」，

並開給她抗精神病劑的處方，安立復（Abilify）。「從那時開始，我就整個失控了。我的焦慮衝破天際，那就像是被注射興奮劑似的，有一天我正在上課，然後就沒來由地在班上哭了起來。我再也承受不了了，於是被送進了精神科病房。」

現在，輪到藥物旋轉木馬登場。接下來的兩年內，麗茲拿到樂命達(Lamictal)、立普能（Lexapro）、思樂康、鎮頑癲（Neurontin）、鋰鹽、威克倦(Wellbutrin)，以及其他她已經記不起來的藥物，而且總是會加上可那氮平作為藥物雞尾酒的一部分。這種治療造成她的眼睛浮腫，皮膚起疹子，掉眉毛又掉頭髮。「我可憐的大腦像是被亂攪一通。」她說。只有在她問醫師，這種藥物雞尾酒是否會使她生病，「他們會說，『我們嘗試這些藥物，但都沒有幫助，所以問題是出在你身上。』」實際上，既然藥物沒什麽效果，她的精神科醫師便為她安排電擊療法，造成她記憶受損。

日益絕望的麗茲在2006年即將結束之際提出結論，「是這些藥讓我生病。」她開始一項一項地停藥。但是，即便她能擺脫抗憂鬱劑和抗精神病劑，每當她試圖減少可那氮平的劑量，就會遭受到一連串的煎熬：幻覺、可怕的焦慮、眩量、疼痛的肌肉痙攣、感知扭曲，以及喪失現實感，這還只是其中幾項。2008年春天，她開始採用一種新的策略：以逐漸轉換到較低效力苯二氮平類藥物的方式停藥。用煩寧取代可那氮平，用利眠寧取代煩寧；2008年4月，她停用了利眠寧。她現在不需用藥了，但三個月後，也就是我第一次和她通電話的時候，她仍處於戒斷的痛苦中。「我經歷過的事······這種創傷，」她邊說就邊突然哭了起來。「我隨時都感到量眩。就像地板往一邊傾斜，我往另一邊旋轉。很可怕。先前還會出現幻覺，我連在屋子裡也必須戴太陽眼鏡，我有時會因為疼痛而尖叫。」

訪談的最後，我要她回想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以前的生活是什麽樣子，她再次開始哭泣。

「當時，我的焦慮像輕微的氣喘，今天則像是得了末期肺病。我嚇壞了，我撐不下去的。我非常，非常害怕。」

*       *       *

這些訪談記錄概略描述了三個人的生活，幾個月後，我再次和每位受訪者談話，看看是否有任何改變。潔拉汀還是老樣子。海爾變得更心煩意亂，看來可那氮平(Clonazepam)已經失去療效，他的焦慮再次出現，而且更加猛烈；他的身體也開始感到不適。「我最終接受這就是我的人生」，他說道，聲音充滿著彷彿看不到盡頭的絕望。然而，麗茲故事後續的發展反而鼓舞了人心。在我們電話訪問後不久，她的戒斷症狀開始減輕，她在2009年初是這樣回覆我的：幻覺、眩量、癫癇發作、掉髮，以及視力模糊的現象通通都消失了；肌肉抽搐、耳鳴、對光和聲音過度敏感的情況也變得較不嚴重；頭「裝在水泥裡」的感覺也減輕了。

「我現在有幾天好日子，而我的壞日子也不像從前那麽壞了，」她說，「我覺得我可以看見隧道盡頭的光。毫無疑問的是我會變得更好。我要搬到新的城市，雖然我必須從頭開始，但我知道一切都會沒事的。我現在比我所知的任何人都還重視生命。我享受著可以再次走一直線，可以再次看見，甚至擁有正常的心跳          我的頭髮開始長回來了。我變得越來越好；我只是在等水泥完全離開我的頭腦。」

失能者的數目(p. 194 )

我們至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追溯抗焦慮劑在過去五十年造成的損失。如同本章一開始提到的，眠爾通的狂潮暴發後，到精神病院、門診中心，以及精神病患收容所就診的精神病患人數開始急遽上升。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把這個數目稱為「病患照護次數」，它由1955年的166萬件，提高到1975年的686萬件，而這時間正好接近煩寧狂熱的頂點。(^50)以人均數來看，病患照護次數由每10萬人有1,028人次，上升至3,182人次，二十年內提高了將近三倍。雖然造成這個現象的因素有許多（例如我心裡想到的第一個可能是某些越戰退伍軍人的情緒掙扎，第二個則是違法藥物的使用），但煩寧狂熱顯然是最主要的因素。1970年代晚期，貝蒂·福特的醫師約瑟夫·波爾許結論指出，苯二氮平類藥物是「國家健康的頭號問題」，因為他知道此藥會驅使人們前往戒斷中心、急診室，以及精神科病房。

如同潔拉汀、海爾和麗茲的故事所證明的，苯二氮平類藥物仍持續將許多人導向失能之途。這三人屬於快速增加的「情感障礙症」患者的一部分，這群患者過去二十年來讓領取補助津貼和失能給付的名冊增厚了不少。雖然美國社會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並未詳述因精神疾病而失能者，有多少人是以焦慮作為其主診斷，但美國審計總署2006年的一份報告提供了可估計人數的替代方案。報告中提到，在補助津貼和失能給付的名冊內，有8％較年輕的成年人（18到26歲）是因焦慮而失能，如果此百分比適用於所有年齡層，那麽2006年美國約有超過30萬名成年人因焦慮症接受政府補助。(^51)而這大約是1955年精神官能症住院患者數目的六倍。

雖然苯二氮平類藥物不應當作長期處方使用，是美國和英國的政府藥物回顧委員會三十年前做出的結論，而且後續還有數十個研究證實該建議是明智的，但是以連續處方開立苯二氮平類藥物的情況依然存在。實際上，2005年新英格蘭地區一項針對焦慮患者的研究發現，有超過一半的患者固定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並有許多雙相情緒障礙症的患者使用苯二氮平類藥物當作藥物雞尾酒的一部分。(^52)科學證據似乎完全不影響許多醫師開立處方的習慣。「人們若不是從未學到教訓，就是不在乎它。」麥爾坎·雷德說。(^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