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告訴孩子們關於ADHD的什麼？
歐洲研究人員發現，針對兒童的書籍大多集中於ADHD的生物醫學治療，很少甚至完全沒有提及治療、行為改變或缺乏明確生物標記的問題。

文／彼得·西蒙斯（Peter Simons）——2020年2月17日

有關心理健康狀況的教育書籍已成為兒童書籍市場中蓬勃發展的一部分。如今，研究人員正在調查這些書籍中所提供解釋的準確性——它們對於如「ADHD」這類診斷的研究反映得有多好？

在一項發表於《斯堪的納維亞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病學與心理學期刊》（Scandinavian 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的新研究中，研究人員檢視了九本針對不同年齡層兒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書籍。這些書籍的讀者群從八歲的兒童到12至18歲的青少年不等。研究中選取了以荷蘭語出版的非虛構資訊書籍，且每位作者只納入一本書（以避免單一作者數據偏差）。所有這些書籍都旨在教導兒童了解ADHD的性質及其治療。

研究人員調查了每本書在多大程度上側重於ADHD的生物醫學敘述，以及它們包含多少與ADHD相關的心理社會信息。

厄恩斯特·丹尼尔·陶滕霍夫德（Ernst Daniël Thoutenhoofd）領導了這項研究，研究所在瑞典哥德堡大學。研究團隊還包括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ADHD研究人員勞拉·巴特斯特拉（Laura Batstra）、琳達·福吉特（Linda Foget）和卡羅琳·范·哈林根（Caroline van Haeringen），以及荷蘭漢斯應用科技大學的桑內·特·梅爾曼（Sanne te Meerman）。

研究人員分析了每本書的文本，將潛在的信息分解為八個「生物醫學」敘事元素和五個「心理社會」敘事元素。生物醫學敘事元素包括ADHD作為病因（導致症狀的潛在疾病）、生物學因素、臨床診斷（作為醫學標籤的診斷）、大腦異常、藥物治療（作為治療手段）、神經反饋治療、遺傳性（基因遺傳）和持續性（ADHD作為一種長期或終生的「疾病」）。

心理社會敘事元素則包括ADHD作為他人（如父母或老師）所察覺的行為標籤，這些行為可能會改變，環境因素，描述性診斷（診斷作為描述行為或經歷的一種方式），行為干預（治療手段），以及正常化（將ADHD行為視為兒童「正常」行為光譜的一部分）。

這些解釋在科學文獻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呈現，儘管其中許多仍在爭論中。例如，研究人員發現某些大腦區域的平均大小有輕微差異，但當將智商作為分析因素時，這些差異消失了。同樣，興奮劑治療雖然被認為可以立即改善注意力，但長期效果沒有好處，甚至可能惡化。

研究人員發現，在這九本書中，有207段文字屬於生物醫學敘事類別，超過心理社會類別的91段，數量多出兩倍以上。最常見的敘事文本包括將ADHD解釋為大腦異常、醫療治療（通常是興奮劑治療）、以及對ADHD的行為治療。

除了其中一本書外，研究人員發現，其他書籍中超過一半的文本段落涉及生物醫學解釋。有些書中高達90%的內容以生物醫學為主。只有一本書在心理社會敘事與生物醫學模型之間達到了平衡：其中58%的內容側重於心理社會解釋。

只有兩本書在解釋ADHD時提到了環境因素，只有兩本書提到ADHD行為可能是兒童正常經歷的一部分。

研究人員提供了一些來自書籍的文本範例，這些文本包含與現今研究不一致的生物醫學解釋。例如：

「這意味著生物因素（大腦）與ADHD之間有明確的關聯。當你有ADHD時，某些大腦區域的形態和功能會有所不同。」（《ADHD? Laat je niets wijsmaken!》, 第57頁）

「如果你是患有ADHD的兒童或青少年，相較於沒有ADHD的兒童或青少年，你的大腦發育會延遲兩到三年。」（《Chaos in je hoofd》, 第38頁）

「而且的確……科學家發現，患有ADHD的兒童的大腦與沒有ADHD的兒童的大腦確實略有不同！」（《ADHD? Laat je niets wijsmaken!》, 第32頁）

在2017年，《柳葉刀精神病學》（Lancet Psychiatry）發表了一篇文章，誇大了研究人員發現的生物學差異，導致科學界的強烈反對。經過撤回要求，《柳葉刀》決定發表一整期專刊來重新分析該研究。在重新分析中，研究人員發現，所謂的大腦差異僅存在於少數極端異常的樣本中，並且當智商（IQ）納入測試時，這些差異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說，沒有證據表明被診斷為ADHD的兒童有任何大腦差異。

目前這項研究的研究人員勞拉·巴特斯特拉（Laura Batstra）和桑內·特·梅爾曼（Sanne te Meerman）與傳奇的ADHD研究人員基思·康納斯（Keith Conners）（康納斯綜合行為評定量表的命名者）及DSM-IV工作小組主席艾倫·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合作撰寫了一篇重新分析的文章。他們寫道：

「最重要的反對理由是，作者得出『ADHD患者的大腦已經改變』這一結論並不被他們自己的研究結果所支持。」

在同一期的另一篇文章中，研究人員寫道：

「傳達ADHD兒童有大腦疾病的觀點毫無意義。」

Batstra, L., Foget, L., van Haeringen, C., te Meerman, S., & Thoutenhoofd, E. D. (2020). 《青少年信息書籍中兒童和青少年對ADHD的學習：對荷蘭九本ADHD書籍的文本分析》，《斯堪的納維亞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病學與心理學期刊》（Scandinavian 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8, 1-9. DOI: 10.21307/sjcapp-2020-001 (連結)